整个2022年，发达经济体和新兴市场通货膨胀急剧上升。结构性趋势表明，问题将是长期的，而不是暂时的。具体来说，许多国家正在进行各种“战争”，有些是真实的，有些是隐喻性的，这将导致未来更大的财政赤字、更多的债务货币化和更高的通胀。

世界正在经历一种“地缘政治萧条”，西方与俄罗斯、伊朗等国的竞争不断升级。冷战和热战都在上升。俄乌冲突仍可能升级，或北约卷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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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美国、欧洲和北约正在重新武装，中东和亚洲的几乎每个国家也都在重新武装，包括日本，它已经开始了几十年来最大规模的军事建设。提高常规和非常规武器的支出几乎是肯定的，这些支出将对公共财政造成压力。

应对气候变化的全球“战争”也是代价高昂，对公共和私营部门都是如此。未来几十年，气候变化减缓和适应每年需要花费数万亿美元，认为所有这些投资都将促进增长的想法是愚蠢的。在一场摧毁了一国大部分实物资本的真正战争之后，投资激增当然可以带来经济扩张，然而，该国因为损失了大部分财富而变得更穷。气候投资也是如此，现有资本存量的很大一部分将不得不更换，要么是已经过时，要么是已经被气候驱动的事件摧毁。

我们也在为未来的流行病发动一场代价高昂的“战争”。由于各种原因——其中一些与气候变化有关——有可能成为大流行的疾病暴发将变得更加频繁。无论国家是投资于预防，还是投资于事后应对未来的健康危机，都将长期承担更高的成本，此外还要承担社会老龄化和现收现付医疗保健系统和退休金计划带来的负担。据估计，这种无资金来源的隐性债务负担已经接近大多数发达经济体的显性公共债务水平。

此外，我们将日益与“全球自动化”(globotics)的破坏性影响做斗争：全球化和自动化(包括人工智能和机器人技术)的结合正在威胁越来越多的蓝领和白领职业。政府将面临帮助落后者的压力，无论是通过基本收入计划、大规模财政转移支付，还是通过大幅扩大公共服务。

即使自动化导致经济增长激增，这些成本仍将很高。例如，维持每月1000美元的微薄的全民基本收入将花费美国约20%的GDP。

最后，我们还必须打一场应对日益加剧的收入和财富不平等的紧迫的“战争”。否则，困扰年轻人、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家庭的不适将继续引发对自由市场资本主义的强烈抵制。为了防止民粹主义政权上台并奉行鲁莽的、不可持续的经济政策，自由民主国家需要花费大量资金来加强其社会安全网，许多国家已经在这样做。

打这五场“战争”代价高昂，经济和政治因素将限制政府通过提高税收的筹资能力。大多数发达经济体(尤其是欧洲)的税收占GDP比率已经很高，逃税、避税和套利将使对高收入和资本征税的努力进一步复杂化(假设这些措施可以通过游说者或让中右翼政党买账)。

因此，发动这些必要的“战争”将增加政府支出和转移支付占GDP的比例，而税收收入却不会相应增加。结构性预算赤字将比现在更大，导致不可持续的债务比率，增加借贷成本，最终导致债务危机，对经济增长产生明显的不利影响。

对于以本国货币借款的国家，权宜之计是允许更高的通货膨胀率以降低长期固定利率名义债务的实际价值。这好比是向储户和债权人征收资本税，而使借款人和债务人获益，它可以与金融抑制、资本税和彻底违约(对于以外币借款或债务主要是短期的或与通货膨胀挂钩的国家)等补充性严厉措施结合使用。由于“通胀税”是一种微妙的、偷偷摸摸的税收，不需要立法或行政批准，因此当赤字和债务越来越不可持续时，它是阻力最小的默认路径。

我在这里关注的主要是将导致支出增加、赤字、债务货币化和通货膨胀的需求方因素。但也有许多负面的中期总供应冲击可能加剧滞胀压力，增加经济衰退和连锁债务危机的风险。大稳健已经死去并被埋葬，大滞胀债务危机正在逼近。